新2足球信用平台出租(rent.22223388.com):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倭五王”到底是哪几位日本天皇?

比对的可能性与限制——音韵、字形、谱系的相同性

赞、珍、济、兴、武,比对的现状

中国史书上记载的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的哪几位天皇?如果分析这一问题,最基本的是前面提到的三种方法。

第一是名字发音、音韵的一致性,第二是汉字字形的一致性,第三是《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继承顺序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相似性。学者们通过这三种方法的结合,不断提出新的人物比对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比对分析的工作也变得更加细致,但随之产生的问题也不少。以下我将整理至今为止学界提出的各种说法。

首先是赞,本章开头部分已经提到,现在学界对于赞的身份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从音韵学看就有音读的大鹪鹩(Sazaki,仁德天皇)和训读的誉田(Homuta,应神天皇)两种说法。从谱系上说,赞与下一任倭国王珍是兄弟关系,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是履中天皇。可见在不同的比对方法之下,赞可以对应完全不同的人物。

关于珍的比对,首先是古代就有人提出的字形比对法,即通过“珍”与“瑞”的相似性比对为瑞齿别(反正天皇)。《梁书》把珍的名字写作“弥”,前田直典认为弥读作“Mi”,也是来自瑞齿别(Mizuhawake)。从谱系上看,珍与赞是兄弟关系,《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能够对应的也是反正天皇。然而,如果珍确实是反正天皇的话,那么赞就只能是履中天皇,而这一点是难以断言的。

关于济,几种方法都指向允恭天皇,然而其论证并不轻松。音韵学上“济”的读音是“Tsuu”,与“雄朝津间”的“津”(Tsu)一致,然而这种说法略显牵强。而认为“济”是“津”之讹误的说法也无法让人信服。从谱系分析来看,《宋书·倭国传》中济是兴、武两个倭国王之父,而《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允恭天皇则是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父亲,这么看济与允恭天皇能够对应。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有道理,但这种谱系关系并不罕见,只是一种很常见的关系。而且这一谱系比对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武确实就是幼武(Wakatakeru),也就是雄略天皇。然而,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济是允恭天皇,谱系比对法只能提供情境证据而已。

关于兴,音韵学上穴穗(Anaho,安康天皇)与“兴”相似的说法缺少说服力,谱系上则是通过安康天皇与雄略天皇的兄弟关系比对为安康天皇。同样,这些方法并不能直接证明兴是安康天皇。

关于武,音韵学上的“Wakatakeru”中的“takeru”和《日本书纪》里使用的汉字“幼武”都与“武”能够对应,这是学界认为比较能够确认的比对关系。谱系上,雄略天皇是允恭天皇之子、安康天皇的弟弟,这也能够与武对应。这么看来,从音韵、谱系两种方法来看武都是雄略天皇(Wakatakeru),学界对此没有争议。实际上,学者往往是以武为起点,推断出济与兴分别是允恭天皇和安康天皇。

如上所述,倭五王与古代天皇的比对主要以名字的音韵与谱系关系是否一致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两种方法能够得出同一结论,那么我们就能从史料中看出真实的历史,这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倭五王比对的局限并不止于此。

首先认为武就是雄略天皇这一点没有疑问,然后以武为出发点进一步推断他的父亲济、兄长兴分别是雄略天皇的父兄允恭天皇、安康天皇,这种假设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却并非一致。学界现在的做法为假设武是雄略天皇这一比对关系可以成立,而假装音韵学的问题并不存在。

围绕赞与珍的研究就更加混乱了。如果从谱系学的角度认为珍是反正天皇的话,那赞就必须是履中天皇,然而人物名字的音韵并不一致。反之,如果追求音韵一致的话,那么又找不到谱系上一致的天皇。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古以来学者都是在音韵与谱系两种方法中按照自己的喜好挑选一种,从而将倭五王与天皇进行比对。这么一来历史研究就显得不够严谨。近年有学者提出,我们对两种方法并用的做法应该采取谨慎的态度。

以音韵进行比对的局限

虽然倭五王的比对研究在论证中存在诸多矛盾,但除去本居宣长这一派完全否定比对的说法以外,学界对赞之外的四位倭国王的身份其实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他们的比对关系应该基本上没有问题。然而,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尤其是使用人物名字进行的类推存在极多疑问。下文将对此逐一解释。

上文已经提到,以字形类似的方法比对珍的身份难以成立。另外,用《梁书》中记载的“弥”字来进行比对也是不对的。《梁书》编撰于629年,其中《倭传》的内容基本上是对成书更早的《宋书·倭国传》加以修改写成。“弥”这一名字其实是“珍”的异体字“珎”的讹误,在《梁书》中又写作“弥”的正体“弥”。因此,“弥”并不表示“Mi”这一发音。因此,从字形、音韵上都没有证据表明珍与反正天皇(Mizuhawake)有关联。

再说济,如果说济与允恭天皇的名字音韵一致的话,那就相当于否认了字形讹误的说法,反之亦然。也就是说音韵说与字形相似说并不互补,反而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还有一种说法为津与济字义相近,但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因此,对济进行人名比对是不可行的。

兴的情况也是,单用人名来推断他是安康天皇并不可行。从根本上说,穴穗(Anaho)可能本身就不是人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都提到安康天皇的住所是穴穗宫,由此可见,穴穗更可能是一个地名。

我们还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日本书纪》安康元年的记录中出现了一位名叫“大泊濑皇子”的王族(《古事记》记作“大长谷王子”),也就是即位以前的雄略天皇。雄略天皇正式的谥号是大泊濑幼武,其中泊濑(Hatsuse)一词来自他居住的泊濑宫,他的本名则是幼武(Wakatakeru)。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幼武居住在泊濑宫,而人们按照宫殿的名字把他称为大泊濑王。同样,将穴穗皇子的名字解释为居住在穴穗宫的皇子比较合理。简而言之,我们此前认为穴穗是名字,但其实这更可能是居住地的通称,因此就难以与“兴”这一人名关联。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兴不是安康天皇。

因此,《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天皇的名字并不能与珍、济、兴这三个名字形成对应关系。

武的人名比对的问题

此前一直没有触及武的比对问题,而学界一直认为武的比对是比较可信的。“武”的日语训读就是“Takeru”,因此与雄略天皇的名字“Wakatakeru”一致,这是一目了然的。然而,这里其实存在一个重大的误区。

“Takeru”或“Take”是“武”的训读读法。如果我们认为“武”就是“Takeru”的话,那我们就默认5世纪晚期汉字的训读已经在日本列岛社会上确定下来。进一步说,我们必须假设这时候训读的用字已经脱离了语言本身的字义,而使用在人名之中,也就是说训假名的用法已经成立。

那么,日本对汉字的训读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成立的呢?至今我们发现的最早使用训读的案例是出土于冈田山一号坟的铁剑的铭文,其铸造年代是6世纪下半叶(冲森卓也)。通过红外线照射,我们发现了“各田卩”三个字。

冈田山一号坟铁剑

在金属与石头上雕刻文字时,人们往往把笔画多的字省略为笔画少的字。一个有名的例子是“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委”字就是“倭”字的简略用字。“各田卩”的“各”本字是“额”,“卩”本字是“部”。“部”字只写偏旁是古代常见的写法。因此“各田卩”其实就是“额田部”的意思,在日语中读作“Nukatabe”,这是训读最早的例子。

如果我们认为“武”读作“Takeru”的话,那就等于把已知的训读成立年份往前推了100年。就算那时候已经有训读,我们也不能确定5世纪的人将“武”用作“Takeru”对应的汉字。相反,在古代“Takeru”所对应的更常见的汉字是“建”。古代氏族中有一支叫建部氏,他们一直到奈良时代依然用“建”字代表“Takeru”。“Wakatakeru”在《古事记》中记作“若建”,而由于《古事记》的成书时间更早,因此可以认为“武”是“Takeru”一词在后世才出现的训读用字。也就是说,就算把“Wakatakeru”记为训假名,也不一定要使用“武”这个汉字。

从更根本的角度看,5世纪倭国的人名到底是如何书写的呢?

我们可以从两把有名的刀剑上的铭文找到答案,那就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和江田船山古坟出土大刀。在这两把刀剑的铭文上记载了人物的名字。前者有“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乎获居”(Owake)、“意富比垝”(Ohohiko)等,后者则有“无利弖”(Murite)、“伊太加”(Itaka)等。

在这些例子中,每个汉字都代表了一个音节,我们把这种标记方法称为假借。在5世纪,把固有的名词分解为音节并写成汉字是常见的做法,身为大王的Wakatakeru也不例外。因此,我们难以认为在那个使用汉字表达音节的时代已经使用“武”作为“Takeru”的训读用字。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训读方式,因此理所当然地认为“武”就是“Wakatakeru”。然而5世纪时训读尚未成立,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这一历史状况来重新思考武的比对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能通过《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一字名推断出倭五王所对应的天皇。

谱系论的死角——谱系是真实历史吗

那么使用谱系进行比对的方法又是否可行呢?看起来谱系似乎比名字比对更加可靠,然而其实这种方法也存在陷阱。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五王的继承关系,除了表达地位的“世子”以外,应该都是刘宋从使者口中得知的。刘宋没有必要在记录里更改五王的继承关系,《宋书》中五王的谱系,包括没有明确记载关系的在内,都直接使用了倭国使节的说法。真正值得比较的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从第1代神武天皇一直到第41代持统天皇,皇位都是在同一个家族中连续继承的。然而现在的研究认为这不是事实。首先,早期天皇是否真实存在就有很大疑问,另外我们还必须慎重看待5世纪及以前天皇的王统。

比如说第1代神武天皇到第9代开化天皇之间,许多天皇的名字里都有“Yamatoneko”一词。这个词语同样出现在第42代文武天皇的谥号“倭根子丰祖父天皇”(Yamatoneko Toyooojino Sumeramikoto)与第43代元明天皇的谥号“日本根子天津御代丰国成姬天皇”(Yamatoneko Amatsumiyo Toyokuninarihimeno Sumeramikoto)等处。可见“Yamatoneko”是律令国家初期天皇称号中常用的词语。神武天皇至开化天皇之间的天皇使用了同样的称呼,很可能是因为在编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7世纪末、8世纪初的时候把当时常用的词语加进了天皇名字之中。

再者,第10代崇神天皇与第1代神武天皇都拥有“Hatsukuni Shirasu Sumeramikoto”这一称号,其中“Hatsukuni Shirasu”的意思是“最早治理国家”。这个称号同时被神武天皇与崇神天皇拥有,这可能暗示了崇神天皇才是真正的最早的天皇,后人又在他之前添加了从神武天皇到开化天皇的谱系。

那么,崇神天皇之后的谱系又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历史呢?这其实也是值得质疑的。本书开头部分列出了天皇的谱系,其中从崇神天皇到仁德天皇基本上都是父死子继,唯一的例外是日本武尊。实际上,父死子继要到律令国家成立的时候才成为皇位继承的原则。6、7世纪更普遍的皇位继承方式是同辈间继承,我们很难认为在那以前可以实现连续的直系继承。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仁德天皇以前的直系继承?对《日本书纪》的批判性研究认为,直系继承是基于《日本书纪》编撰当时的政治观念进行的创作。天皇的谱系确实具有这一特点,然而这一观点并不能够说明所有问题。只强调《日本书纪》编撰者的作伪并不恰当。

在后面的段落里,我希望用一个新的角度分析天皇谱系成立的问题。那就是,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人们是如何记忆王位的传承并将其转化为谱系?

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记忆的继承是什么

川田顺造是研究非洲无文字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他指出非洲部落首领的继承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那些事迹与谱系位置广为人知的首领往往是旁系继承,而那些人们只记得名字和继承顺序的首领则多数是直系继承。

他还指出,那些在谱系上与前任首领属于不同系统的首领在继承地位的时候,也会把他那些没有当过首领的祖先整合进首领的谱系之中。

他的这两个观点对谱系形成过程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我并非想要把非洲的事例生搬硬套在倭国的王位继承上。重要的问题是,有关王位继承的记忆到底有多准确呢?

在没有文字以及文字尚未普及的社会,王的谱系传承到底有多“正确”呢?当然,在缺少文字的情况下,口头传承应该特别发达,传承的错误也应该相对较少才对。因此,重要的信息应该比较容易继承下来。然而,那些人们认为不重要的事情则会被忘却,又或者会在人们不经意间遭到篡改,王位的传承也不例外。非洲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再回到倭五王的例子。学者比对履中天皇到雄略天皇之间的王位继承并非直系继承,而是兄终弟及。乍看之下,这种继承方式应该比较接近历史真相才对,然而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

《帝纪》的诞生与“旁系”的处理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的原型来自6世纪中期,钦明大王(本书用大王表示真实存在的大王,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的“天皇”加以区别)统治时创作的《帝纪》。

《帝纪》现已失传,但武田祐吉等学者认为,该书罗列了各天皇的名字、父母、子女、后妃、在位年数、宫殿和山陵的所在地。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都是《帝纪》成书以前残存在人们记忆中的信息。

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帝纪》成书的年代。钦明大王是继体大王的儿子,而继体大王出生于越前(一说为近江),是从外地来到大和继承王位的大王。对于钦明大王而言,最重要的谱系应该是继体大王及其祖先。按照《日本书纪》的记载,第25代武烈天皇没有子孙,王统由此断绝,继体天皇作为外来者,在507年继承了王位。

那么继体大王又有着怎样的出身呢?能够为此问题提供线索的史料是《上宫记》,学界认为它成书于7世纪。按照该书的说法,继体天皇是Homutsuwake王的五世孙。对钦明大王而言,出身关乎自身的正统性,因此必须加以重视。

然而根照谱系,继体大王的祖父,也就是钦明大王的曾祖父是一个名叫“大郎子”的人,大郎子其实就是“少爷”的意思,由此可见他们连自己直系祖先的名字都已经忘记了。有的学者认为这反映了继体大王的谱系是伪造的(川口胜康)。除却这点不谈,最起码对于钦明大王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都是旁系,他们在谱系上并不处于值得重视的位置,反而是容易被忘却的存在。

这还关乎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里应神天皇以后、继体天皇以前的天皇到底是否真实存在。这些天皇中不乏真实性存疑的人物,比如说第23代显宗天皇和第25代武烈天皇。不少学者认为,由于6世纪初仁德天皇一系王统断绝,继体一系为了把王统的转移正当化,从而创造了武烈天皇的暴虐形象。这一例子清楚地反映出大王的谱系其实极有可能遭到过篡改,其篡改的程度甚至到了创造架空天皇的地步。

对《日本书纪》的怀疑

所以说,对6世纪以后的倭王权而言,5世纪的大王其实只留下了相当模糊的记忆,因此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连创造架空天皇这种事情也可以发生。

《日本书纪》的编撰者又在《帝纪》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的天命思想,把真相与虚构结合起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皇位继承谱系。《古事记》中记载的从神武天皇到第33代推古天皇的谱系与《日本书纪》是一样的。然而我们并不能因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录相同就认为这一谱系自古已经存在。

7世纪下半叶的天武天皇统治时期,日本开启了正式的史书编撰工作,当时的编撰成果经过后来的整理形成了确立的天皇继承顺序,之后呈现在712年成书的《古事记》与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中。

上文描述了成书于6世纪的《帝纪》收录了5世纪存在的大王的谱系,之后又转移到《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过程。我并不认为当时的人已经把5世纪发生的历史全部忘却,在《帝纪》中重新创作了历史,但我们确实有必要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亲子、兄弟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最起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就赞、珍之间的兄弟关系而言,《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谱系中并没有恰当的比对对象。这么一来,济、兴、武的比对是否正确也就值得怀疑了。由此可见,使用谱系来对倭五王进行比对的方法也有很大问题。

始祖王与5世纪的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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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王族集团

前文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从名字、谱系弄清倭五王的身份是极其困难的。说到底,我认为把《宋书·倭国传》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进行对照研究的做法难以得出重大的成果。要想知道5世纪倭王权的真实情况,我们就必须从别的方法着手。

我在序章中提到过,考古学研究指出5世纪曾存在多个势力强大的王族集团。通过比较百舌鸟古坟群与古市古坟群,我们发现大王墓与其他王族集团的古坟之间并不存在能将两者区分开来的差距。也就是说,当时的倭王权其实由多个王族集团构成。在两个集团并存的同时又存在大王,这说明产生大王的集团并不对另一集团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宋书·倭国传》中记载的倭五王中,赞、珍系统与济、兴、武系统可能就属于谱系上不同的集团。从珍与倭隋的关系中我们也能看出倭国王与其他强大的王族并存这一事实,而且当时并非只有两个王族集团。6世纪初,继体大王从近江、越前一带进入河内、大和并继承了王位,我们可以推测,他的集团应该在5世纪拥有一定的势力。

也就是说,构成5世纪倭王权的强大的王族集团最起码有赞集团、济集团,还有北陆集团这三个。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王族自相残杀的记载来看,当时可能还存在其他具有势力的集团。但是考虑到大和、河内两地拥有巨大前方后圆坟的古坟群这一事实,当时的权力应该不是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

从古坟群的此消彼长来看,5世纪上半叶应该存在三个王族集团,到了5世纪下半叶则收拢为两个。按照我们现有的信息,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能够分别与古市古坟群与百舌鸟古坟群相对应。另外,百舌鸟与古市两个古坟群都存续到5世纪下半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王位从珍转移到济并不一定意味着由珍领导的赞集团就此灭亡。

王位的转移发生在济即位的443年,在这个时期并没有看到古坟群出现明显衰退的迹象。虽然我们可以认为王位转移的原因是珍的死亡,但赞集团在那以后可能还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力量。在大和、河内两集团相互竞争的同时还有隔岸观火的北陆集团。

这些强大的王族集团与各地豪族建立了政治联系,这种政治上的结合需要双方的共同意愿,其结果就是建筑在各地的具有政治标志性的前方后圆坟。

我们可以推论,随着日本列岛上政治统合的推进,前方后圆坟的数量也应该不断增加。然而土生田纯之指出,4世纪到5世纪间相模、甲斐一带的豪族停止了前方后圆坟的建造。这似乎意味着地方豪族中断了与王族集团的关系,由此看来,王族与地方豪族的关系并非必然由王族主导,有时候地方豪族可能才是判断政治关系走向的一方。

始祖王誉田别

王族集团共同使用倭姓,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有着同一个始祖,那么这位始祖是谁呢?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北陆集团继体大王的谱系。

对大和、河内而言,继体大王的势力处于北陆,是外部的力量。他之所以能够继承王位,是因为他与之前的倭五王拥有同一始祖,这应该是当时人们的共识。按照上文提到的《上宫记》的记载,这一共同祖先名叫Homutsuwake。这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谱系中记载的Homutawake(誉田别)有所区别,但考虑到各王族集团分别记录自己与始祖间关系的谱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会产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只要我们假设两者有共同的始祖,那么赞系统与济系统应该以Homutawake为共同的始祖。

那么,为何Homutawake会被各集团认为是共同的始祖呢?《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Homutawake就是第15代应神天皇。按照书中的记载,应神天皇在与朝鲜半岛各国的外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与百济的关系。

《古事记》记载,在应神天皇的时代,百济肖古王(近肖古王)“以牡马一匹、牝马一匹,付阿知吉师以贡上。亦贡上横刀及大镜”。《日本书纪》应神天皇十五年八月的记事中也有提及阿知吉师来朝与赠送马匹的事情,但是没有提到刀和镜。《日本书纪》中另一处提到从百济获得刀和镜这一组合,那是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获得的是七支刀与七子镜。

如果《古事记》中提到的横刀与大镜就是指七支刀与七子镜的话,那么我们在序章中提到的,以七支刀为媒介展开的与百济的外交就有了一种不同的说法,即这一事件并非发生在神功皇后的时代,而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

也就是说,七支刀铭文上明确提及的赠予对象“倭王”有可能就是Homutawake。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倭国王族集团可能正是因为Homutawake开启了与百济的外交活动,才把他奉为共同的始祖。

被奉为始祖王的Homutawake在王权谱系中具有开创性的地位,后世的人对此也有强烈的意识,这种对历史的感观最终残留在《古事记》之中。

神野志隆光认为,《古事记》虽然分成了上中下三卷,但其实每一卷的内容都自成一体,有其独特的系统。上卷讲述的是神话的世界,人类并没有登场;中卷描述天皇统治的天下世界的形成过程,重点是从神话到历史的转移;下卷则是讲述已经形成的天下世界一直到推古天皇的天皇谱系。应神天皇的位置是中卷的末尾,也就是说,《古事记》的作者认为天皇统治的历史世界正是在应神天皇的时代最终形成的。

然而应神天皇,也就是Homutawake,在《古事记》中并非始祖。其原因之一大概是6-7世纪编撰各种历史书的时候,天皇的谱系不断往上追溯,在原本的谱系之前又添加了新的谱系。然而,从神武天皇一直到应神天皇的继承都是父死子继的直系继承,而从应神天皇之子仁德天皇开始则出现了旁系继承,可见即便史书的编撰者对5世纪的记忆已经模糊,但还是清楚应神天皇前后的历史应该有明确的区别。

地位继承顺序的逻辑

虽然各王族集团都有自己的谱系,但围绕这一话题我还要附加一点说明。

谱系是当时日本列岛的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这把铁剑上刻有铭文,里面记载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谱系:

上祖名意富比垝(Ohohiko),其儿多加利(Takari)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Teyokariwake),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Takahishiwake),其儿名多沙鬼获居(Tasakiwake),其儿名半弖比(Hatehi),其儿名加差披余(Kasahiyo),其儿名乎获居臣(Owake no Omi)……

这里记载了上祖Ohohiko之后八代的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制作铁剑的Owake no Omi,这是现存最古老的谱系史料。

铭文中虽然在上祖之后的每一代首领的名字前写着“其儿”,但彼此之前其实并不一定存在亲子关系。一直到乎获居为止,每一代都是选择家族里最合适的人物为新领袖。新领袖与前任族长虽然都是同族,但未必是父子关系。学界认为,新族长是通过担任前族长的“儿”来建立起模拟的父子关系,由此顺利继承族长之位。由此可见,豪族把每一代族长的名字记录下来,以此构成从先祖到现任族长的历史。

像稻荷山铁剑铭文显示的,这种豪族集团首领不以血缘关系继承,而是同族内非连贯地继承,然后把各个领袖用模拟的父子关系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9世纪仍然存在。

稻荷山铁剑

位于京都府宫津市的笼神社是丹后国的一宫一个地区中规格最高的神社。——译者注,社内藏有《海部氏系图》这一古代谱系图。《海部氏系图》采用了一种名叫纵系图的古老记录形式,也就是把卷轴纵向展开,用一根竖线记载每一代海部氏族长的名字。我们今天看到的谱系一般是横向记载的,与纵系图的形式很不一样。这种谱系并不记录祖、父、子、孙这样的直系血统,而是不论血缘的远近,把始祖相同、拥有实力的家族成员当成不同世代的族长,这是一种有异于现代人想法的逻辑。

天皇家也要贯彻的逻辑

稻荷山铁剑铭文与笼神社谱系图都是豪族的谱系,并不能代表天皇家的情况。不过其实也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天皇家同样在有意识地遵守这一逻辑。《续日本纪》中记载了一篇8世纪天皇继承的即位宣命,其中有如下文字:

灵龟元年尔,此乃天日嗣高御座之业食国天下之政乎,朕尔授赐让赐而,教赐诏赐都良久:“挂畏淡海大津宫御宇倭根子天皇乃,万世尔不改常典止,立赐敷赐閇留随法,后遂者我子尔,佐太加尔牟俱佐加尔,无过事授赐。”止,负赐诏赐比志尔……改养老八年为神龟元年而,天日嗣高御座食国天下之业乎,吾子美麻斯王尔,授赐让赐。

翻译为现代汉语则是:元明天皇在灵龟元年(715)把皇位让给我(元正天皇),她对我说“你要按照天智天皇定下来的万世不改之法治理国家,之后确保把皇位传给我的儿子首皇子”……因此现在改养老八年(724)为神龟元年,把天皇之位让给我的儿子首皇子。

在文章中,元明天皇和元正天皇都把皇太子首皇子(即圣武天皇)称为“我的儿子”。首皇子的父亲是文武天皇,元明天皇则是文武天皇的母亲,元正天皇是文武天皇的姐姐。也就是说,对首皇子而言,元明天皇其实是祖母,元正天皇则是姑妈。然而她们都没有严格按照血缘关系,而是直接把首皇子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正好表明了在继承天皇的地位时,前天皇与新天皇之间存在一种概念上的亲子关系。

另外,文武天皇的即位宣命也反映了天皇家有趣的谱系意识:

高天原尔事始而,远天皇祖御世,中、今至麻弖尔,天皇御子之阿礼坐牟弥继继尔,大八岛国将知次止,天都神乃御子随母,天坐神之依之奉之随,此天津日嗣高御座之业止,现御神止大八岛国所知倭根子天皇命,授赐比负赐布贵支高支广支厚支大命乎受赐利恐坐弖……

翻译为现代汉语为:自高天原的时代开始,从远古的初代天皇,一直到中世、现在,天皇的皇子相继出生,世代统治大八岛(日本),正如高天原的皇祖神把他的皇子任命为天上的神,我(文武天皇)也接受了统治日本的持统天皇的命令。

文章中把天皇的谱系进行了时代的区分,在神话、初代天皇与现在(“今”)的文武天皇之间设置了“中”这么一个时期。这表明了当时的人认为天皇的谱系不是从神话、初代直接延续到现在,而是存在一个中间的时期。“中”可以包含很多内容,但其中必然包含了应神天皇。上文说过,Homutawake本来处于始祖王的位置,但在后来则被重新设定为中间时期的天皇。

不过,5世纪的大王虽然把Homutawake看作始祖王,但并不是说他就是最初的大王,在他之前没有更早的大王。对于5世纪的大王而言,Homutawake是创造了他们统治的世界的伟大的王,是有必要与更早的古代的王加以区分且具有重要意义的王。

与豪族一样,王族集团也遵守地位继承优先的逻辑。与豪族不一样的是,在王族集团里,家族的地位继承与倭国王的地位继承是重合的。

也就是说,当赞集团拥有王位时,赞与珍作为集团的首领也拥有从始祖王Homutawake(可能还包括以前的王)到赞、珍的王位继承顺序。然而在济继承王位以后,王位继承的顺序就转移到济的系统,这时候继承始祖王谱系的就变成了济集团的历代领袖,他们的名字会被编入王位继承的顺序之中。也有可能济集团在获得王位以后赞集团就成了旁系,赞与珍可能会被排除在王位继承顺序以外,反过来济集团的领袖就进入新的继承顺序。可能这才是赞与珍的比对工作完全不清晰的真正原因。

获加多支卤真的是武吗

在对王位继承的研究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那就是真实的大王,即稻荷山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获加多支卤: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

学者认为铁剑铭文中提到的“辛亥年”指的是471年。稻荷山古坟的修建时间应该是5世纪末,这与铁剑铭文的年代推定是吻合的。

过去的研究认为武与获加多支卤(Wakatakeru)是同一人物,从铭文中的纪年推断,武应该在471年以前即位。铁剑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这一概念也很值得注意,我们可以认为,这一词语说明,当时的倭王权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权力,不再需要依赖中国的册封。这也能解释武为何在即位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向刘宋遣使。

然而,这一理解也有问题。按照这种说法,武在471年以前即位,他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不需要受册封的程度,然而他在478年却向刘宋遣使并要求官爵。如果他只是为自己请求官爵的话,那还可以理解成他是为了与高句丽对抗。然而武在上表文中还为属下的王族、豪族请求官爵,很明显这与国内统治有关,这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矛盾。

武在上表文中明确请求刘宋授予官爵,其中包含了武与势力强大的王族和豪族的官爵,这说明日本列岛上的统治者依然需要依赖中国的权威。就算请求获得官爵的只有武一人,那也说明武通过中国的册封提高了自身的权威,进而巩固在国内的统治。不然的话就难以解释他向刘宋遣使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倭五王正是通过册封建立了以“天下”为统治范围的权力。与第2章提到的“王赐”铁剑铭文中描述的5世纪中期的“王”相比,此时王的权力已经增长了许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时候的王不再需要向中国派遣外交使节,只是结合两者思考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已。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疑问,说到底是因为我们认为向刘宋遣使的武与铁剑铭文上的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然而正如第3章所述,武应该是在478年前后即位并在当年向刘宋遣使的,再结合本章中讨论的用字问题,可见我们还是要慎重思考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否同一人物的问题。

必须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解放的比对论

至今为止,通过对照《宋书·倭国传》与稻荷山铁剑铭文,有关当时的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其一,武与获加多支卤是同一人物,这是最主流的看法,然而这种说法存在诸多问题,这在上文已经论述了。

其二,武在478年前后即位,在此之前的倭国王是兴,因此471年的王应该是兴。那么,获加多支卤就应该是兴才对。然而,Wakatakeru这个本名与兴这个一字名却很难联系在一起。

其三,兴在462年即位,武在478年即位,在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位没有向刘宋派遣过使者的王,也就是Wakatakeru。如果是这样的话,兴应该是在即位后不久就去世了。另外,武在上表文中并未提到这位Wakatakeru,因此后者很可能来自济集团以外的王族集团。然而,这与上表文中谅暗的说法又有矛盾。

其四,铁剑铭文中的“辛亥年”可能指的不是471年,而是下一个辛亥年——531年。稻荷山古坟已经挖掘的部分存在两个埋葬地点(主体部分),分别是黏土椁与砾椁,至少有两人埋葬于此。铁剑出土于砾椁,然而黏土椁与砾椁都并非位于后方圆形部分的中心,因此很可能还存在一个尚未发现的墓穴(高桥一夫)。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葬于砾椁的乎获居臣就是后来追葬的,古坟的修造年代就没有必要与铁剑铭文中提到的年代一致。然而,这么一来埋葬的年代就要在531年以后了,把年代往后推这么多可能也并不合适。

我对此也暂时不能断定。武与获加多支卤到底是否同一人物,471年前后的王到底是谁,这是我们今后需要解答的课题。

倭五王到底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天皇谱系中的哪些人物,一直以来这都是倭五王研究的中心问题。

然而,自5世纪以来,随着政治上的变动与历史书的编撰,天皇的谱系多次遭到添加与删减。如果忽略这些因素的话,讨论倭五王的比对是难以得出结论的。对倭五王的研究不应该拘泥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而是以倭五王为基础重构5世纪的历史。这正是我写作本书的目的。

(本文摘自河内春人著《倭五王:日本的王位继承与五世纪的东亚》,梁适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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